毛主席的眼光为什么能看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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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3 月 18 日,延安城里已经可以听见清晰的枪声。

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逼近延安南面的三十里铺。刚刚率部赶到延安的王震立即去看毛泽东,他充满担忧地问:“敌占领延安后,是不是想用重兵把我们击溃,消灭我们?”

毛泽东说:“不会的。他是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去。胡宗南可不是你王胡子,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西北野战兵团领导一起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部署。

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们打扫房子。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敌人大军压境,枪炮声越来越近,延安的大规模撤离却没有发生任何混乱。

当时有记者问一个没有跟随母亲转移的孩子:“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走?”,这个正在自己准备小行李的孩子安静地回答:“妈妈不在我们的组里。”

傍晚,延安城里响起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彭德怀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大喊:“主席还不快走!一分钟也不能待了!”

毛泽东还是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说:“我说过,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

此时,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七公里了。

当晚二十时,毛泽东离开了延安。

1947 年 3 月 19 日,胡宗南率国民革命军进入延安空城。

这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自以为的“人生巅峰”,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这样的“巅峰”,其实是毛泽东精心为他们挖的一个大坑。

要埋葬的是国民政府和蒋家王朝。

毛泽东乘坐美军留下的一辆吉普车,经过数天的行程到达绥德县的田庄,之后弃车步行。

胡宗南以为他们会一直向东行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的安全地区。

然而,毛泽东却转而向西,迎着胡宗南追击的部队走去,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与胡宗南的部队仅隔一道山沟。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空中监视,他只在夜间行进,直到抵达安塞县的王家湾。4 月 13 日至6 月 7 日,毛泽东一直停留在这里。

当国民党利用无线电追踪技术追踪到王家湾之后,他又转移到了附近的小河村,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小河会议”。

不管胡宗南的部队追得有多紧,毛泽东却始终“如有神助”,总是能抢占先机,耍得国民党军队团团转。

1947 年 5 月 14 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开宣布:毛泽东与中央还在陕北。

蒋介石闻讯大喜 。

他下令说:要全力以赴消灭毛泽东,能活捉最好。

他还这样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最晚当年 10 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了。

为了落实蒋介石的指示,胡宗南动用了 4 个半机械化旅追踪毛泽东,而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纵队”却只有 4 个连。

毛泽东带着胡宗南在陕北高原兜圈子,把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另一方面,却抓紧部署其他军事行动。

1947 年 5 月,当作为蒋介石的爱将的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两个月之后,他的另外一个爱将张灵甫,却被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击毙,而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 74 师,则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全军覆没。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 8 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南下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国民党的心脏部位插下了一把尖刀。

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一方面把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玩弄于鼓掌之上,另一方面却能指挥大军纵横捭阖,所依靠的不是什么的虚无缥缈的“天命”,而是双方在情报和信息上的差距。

这个谜底一直要到解放后才完全揭穿。

原来,胡宗南的心腹熊向晖是一名共产党卧底。

正是因为他不断泄露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和虚实,才让延安各机关、学校及时安全转移,使得毛泽东能及时掌握国民党部队动向,从容定计、谈笑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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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胡宗南第二次攻打延安失败。

事实上,早在 4 年前他第一次率大军攻打延安,也是因为其心腹熊向晖及时将情报送出,最终让陕北转危为安。

当时八路军的主力大多在前线作战,整个延安及其周边地区只留了三四万人的卫戍部队。真的要打,力不从心,少了胜算。

在这危急时刻,熊向晖及时将国民政府的作战计划传出。

毛泽东说:

“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们把一些命令都抄录出来转告我们了。我们决定大泄一次密,完全公布蒋介石和胡宗南发给国民党各集团军、各军进攻边区和进攻延安的电报和书面命令。

我们要正面反击,就要从华北调部队,时间肯定来不及。我们只有一个良策,就是以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延安的危局……"

于是中共在接到情报后,便拟定了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揭露国民政府行将剿共、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武装保卫延安。

第二天,朱德致电胡宗南,明白揭露胡部“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电报还严正警告胡宗南:“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

之后,延安方面进而加大反内战力度。

朱德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分别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和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军的各将领,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最终,胡宗南致电蒋介石,建议“停止行动”。

得知国民党这一丑恶行径,国内各界一致谴责蒋介石,国际舆论也是一片哗然,国民党只得罢手。

一场原本会给党中央造成巨大损失、并有可能改变当时形势的事件就这样安全度过了。

那么问题来了,两军对垒,为什么偏偏就是共产党能占尽先机,吃亏的却总是国民党,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啊!

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民党内部四处透风、千疮百孔,稍微有几个清正廉洁有能力的,很多都是共产党的卧底,除了熊向晖,还有“龙潭三杰”,中华民国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国军参谋次长刘斐等等。

据说,国军的每一次作战计划,起码有三个渠道汇总到周恩来的桌子上。

而共产党内部则如铁板一块,国民党特务很难打入其中,所以只能转而求其次,学习共产党的做法,他们也打入国民党自己人的内部。

杜垏明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我指挥中心三个亲信,一个是中统,一个是军统,还有一个是中共的地下党,你说我还打什么打?”

不仅是共产党内部,就连陕北的老百姓都是一见到国民党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向共产党的部队报信,反过来却对毛泽东和他的部队动向守口如瓶。

政策研究室主任师哲曾一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他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毛泽东一行离开天赐湾不久,胡宗南的军队抓住了一个老汉和他的小孙女,逼问毛泽东的去向。

老汉一言不发,国民党就把老人绑在树上,用马鞭猛抽,小女孩吓得大哭,但关于毛泽东的去向,老人和孩子最终也没有吐露一个字。

胡宗南和蒋介石,败得一点也不冤枉。

说到底,胡宗南之所以两次进攻延安都失败得那么彻底,除了出师不正,根本地还在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完全不对等。

毛泽东就像是在下象棋,对方怎么走、走到哪了,清清楚楚,再据此排兵布阵,赢得明明白白。

而胡宗南和蒋介石就像是在打麻将,对方要出什么,自己能摸到什么,全凭运气,输得莫名其妙。

不是国军无能,实在是八路他开了“地图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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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普通人跟真正高手之间到底差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指出是可利用的资源,例如金钱、人脉等等。但很多时候,这样的资源差距背后,其实就是对信息掌握和处理的巨大鸿沟。

古往今来,信息沟都是存在的,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地给自己画地为牢

在古代,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在土地上胼手胝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缺乏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也就决定了大部分人都只能被动的当“愚民”,成为统治阶层放牧的“两脚羊”。

只有少数人能通过读书求学,走出蒙昧,并最终实现自身阶层的跨越。

这样的跨越往往需要付出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非常漫长。

第一代人含辛茹苦努力奋斗,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二代人边种田边读书,争取考上一个功名,哪怕就是秀才,也算是跳出了框架;

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重视教育的理念,后面的几代人才可能不用拴在田地上,而是有机会从小读书,并最终取得突破。

这是古代底层逆袭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也是能缩小这种信息沟的唯一方法(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样逆袭的典型案例)。

到了现代社会,虽然各种基础条件、社会现状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逆袭的底层逻辑其实还是这样,就是要想法设法缩小你和那些高手们的信息差距。

我们该庆幸的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和教育的普及,我们现在缩小信息差距的方法多了很多,往往一代人的逆袭就能超越几代人的积累。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信息太多,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筛选和吸收。

如果单纯只是按照个人的兴趣爱好去选择接收信息,久而久之,就会像蚕蛹一样作茧自缚,也称“信息茧房”

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们大脑的处理能力有限,因此不得不人为忽略很多我们觉得无意义的信息。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特别是在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信息过滤后,在你眼中的信息都是你爱看的,你关注什么就会发现什么。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许多微小的信息最终形成阻碍你前进的信息沟。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是面对海量的信息,有人发现机遇,有人视而不见。

你无意中选择获信息的方式,如果从来不加以反思,跳出这个框架来思维。那么,你将永远也难以意识到,你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信息鸿沟里的囚徒。

那些你越喜欢的浅显的、低俗的、奶头乐的东西,最终影响了你的认知和视角,也让你与那些厉害的人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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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主席从来不是这样,记录他早年经历的书里经常提到,他从到长沙读中学开始,包括后来去当兵,读师范,一直坚持的一件事就是读报纸。

他曾自述说:“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

而且他读报纸不是单纯地阅读浏览,而是加以分析研究,再讲给大家听,那时候他的同学就开始好奇:“我们大家也同样看过你说的那些报纸和新闻,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你想得那么深,没有你分析得那么到位呢?”

除了主动掌握信息的这种渴望和自觉,更重要的是对信息进行分析研究的认知和思维能力。

从1921年建党,到毛泽东在党内逐步取得领导地位,至少过了15年,和党内其他大佬相比,他的资历、学历、职位,并没有明显优势。

他能一步步走出来,打败博古、王明、张国焘,靠的就是强到可怕的思维能力。

翻阅《毛泽东传》,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在长征之前,有两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反对”、“不同意”,而前面往往还跟着三个字“毛泽东”。

瞿秋白曾经评价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当时开会,他经常直接开群嘲,上来一句以上全错,下面听我的blabla,甚至是对中央的决策也是绕弯子执行。

秋收起义,中央要求他进攻大城市、打长沙,他却把部队往山沟里带,上井冈山,结果直接被开除出政治局(当时误传为开除党籍)。

几年后,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打南昌也不行。

最后,红军决定要打赣州,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赞成。

唯有毛泽东提出反对,说赣州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

彭德怀带领的部队在前往攻打赣州的途中还谈道: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结果部队损失掺重,大败而回。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军事转移,湘江战役一场仗,十万红军战士被打得只剩了三四万,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即使这样,当时的博古、李德还要带着红军以硬碰硬,往蒋介石的包围圈里钻。

这时候,还是毛泽东站出来,苦口婆心劝说主力红军放弃进入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和的计划,因为蒋介石早已在那里埋下重兵,往那走就是绝路。

黎平会议,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往贵州进军。

1935年,红军进入贵州遵义,开会研究下一步往哪走,大部分人都主张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最后民主投票,决定还是打,由周恩来负责起草攻打命令。

深夜里,毛泽东思前想后、夜不能寐,最后连夜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让他晚一点下命令,再商量商量。

这个举动最终避免了红军陷入苦战,被包围覆灭的结局。

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坚持要南下打成都,毛泽东只能连夜带着队伍往陕北跑。

结果,十万兵马的张国焘在南下时被川军打得七零八落,别说打下成都了,连成都的边都没摸到,就灰溜溜地沿着毛泽东之前走过的路线去了陕北。

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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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革命时期,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你说得对,我们就跟你走。

而毛泽东,就总能在面对很多重大关头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思考,为大家指出正确的路;或者在跟着其他人走错了路,受到挫折时,回头发现还是毛泽东说的对。

决定他和其他人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在用正确的规律指导自己的实践。

记住:世界上80%的人都不会主动运用规律,只有极少数人才会用规律来谋事。

规律的来源一是习得,有人教,有地方学;二是总结反思,打一次仗总结一次经验,避免在同一个坑里摔倒两次;如果每一次吃了亏,换个时间再摔一次,连摔得姿势都一模一样,不迷茫不焦虑才怪。

总有人好奇,我为什么会写毛泽东。

是因为,在他的成长经历在他的那些文字论述里,隐藏了太多看透历史规律、预见事物发展的奥秘。

我们能早一点,能多一点掌握这样的“秘密武器”,就一定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想明白很多问题,学会如何穿透现实的层层迷雾,直达真相的底层。

你以为只有国家大事是这样?

其实,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还是个人,都需要有这种总结规律的预见性,更要有辨别和分析这种预见性的能力。

想想从小到大,有多少人曾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会有人告诉你要考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有人告诉你要找什么样的男女朋友,要和谁结婚;也总有人告诉你要去哪工作,找什么样的工作。

你怎么知道,这里面哪些才是真知灼见?

你怎么判断,你遇到的这些人里,哪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先知”?

值得庆幸的是,毛主席将他这些对事物的预见性和规律性认识都写了下来,后来的我们,可以通过他曾留下的文字,去深刻认识和理解他那逆天能力的由来。

这些文字归结到一起,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毛泽东选集》。

毛选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思想(分析的方法)、政治(组织的方法)和军事(打仗的方法)。

分别对应着如何去思考分析问题,如何去组建和管理团队,如何打败对手、做大做强自己。

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不断提升认知。

所以,相应的,没有认知的提升,不经历很多的事情,不面对非常复杂的困难和局势。

你是不会真正理解毛选的价值的。

不读毛选,终身遗憾;读了不懂,更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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